百年党史 甘南记忆丨甘南农民起义：甘南民族团结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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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人在甘南的奋斗与成就，书写了党的百年史册上特殊重要的篇章，红色基因更是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精神密码。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州委党史研究室与甘南融媒体中心推出《百年党史甘南记忆》党史学习专栏，与大家一起在“回看走过的路”中坚定信仰信念、增强自信自觉；在“远眺前行的路”中践行民族团结、铸牢共同体意识。今日播发文章《甘南农民起义：甘南民族团结的典范》。

甘南农民起义：甘南民族团结的典范

1943年，甘肃南部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这场由汉、回、藏、东乡等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武装斗争，席卷洮河、渭河、白龙江流域二十余县，参与人数达十万之众，史称“甘南农民起义”。它不仅是近代甘肃农民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一部民族团结、共同抗争的壮丽史诗。

1942年，甘肃南部遭遇严重旱灾，土地绝收，饥荒蔓延。然而，国民党政府非但未务实赈济，反而以“抗战需要”为名，大幅增加赋税。自1940年起，国民党当局在全省推行保甲制，大规模重新丈量土地并将无人耕种荒地的税额摊派在其他群众头上，税额较之前增长180%。除正税外，兵款、马款、枪款、人头税、乡丁费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层层叠加，地方保甲长和贪官污吏更借机敲诈勒索，致使大量农户破产逃亡，十室九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继承和推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使各民族间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在天灾与苛政的双重挤压下，民众生存空间被彻底压缩，反抗成为唯一出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势在必行。

1942年，临潭县冶力关镇的汪鼎臣、黄建伟，以及八角村的任效周等人，基于“哥老会”组织网络展开活动。他们与临洮的王仲甲、靖远的肖焕章、康乐的马福善等取得联系，共同着手准备农牧民武装起义。在此期间，王仲甲等人以“哥老会”设香堂为掩护，在冶力关、八角、干沟、羊沙及康乐足古川、斜角滩一带进行活动，计划发动群众在春播后起义。松鸣岩寺第十八世怀来仓活佛金巴坚嘉木措（肋巴佛）则在康多、勺哇一带建立“草登草哇”（七部落组织）组织，谋划起义大计。1943年1月18日，在马福善、马继祖、吕百元、吕百林、边永祥和东乡农民马木个等人率领下，数百农民在临洮卧龙寺起义，喊出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接着在临洮边家湾打响了甘南农民起义的第一枪。

1943年2月，肋巴活佛前往石门口召集会议，广泛动员总寨、王旗、马旗沟、谢家坪、韩旗及石门等处的群众参与起义。1943年3月28日，肋巴佛、黄建伟、任效周、汪鼎臣、王万一等人，带领各路起义农牧民齐聚冶力关常爷庙，祭拜龙神（明朝将领常遇春，传说被封为十八位“龙神”之首）后，队伍前往冶力关泉滩，正式举行了誓师大会。在誓师大会上，起义军明确了战略方向与领导核心。提出先攻打新城，随后前往武都接应尕张（张英杰），最终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前往延安投靠共产党的行动目标。会后，起义军立即向县城进发，并吸收沿途群众加入起义军。3月30日黎明，起义农民在党家沟兵分三路向临潭县城发起猛烈进攻。起义军迅速攻破县城，在南门庙截杀了企图逃跑的国民党政府县长徐文英，处决了一干罪大恶极的官员，随后放火烧毁了国民党县政府，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犯人，并开仓放粮救济饥民。

1943年4月19日，各路义军首领在皋兰县马坡召开军事会议，成立了以王仲甲为总指挥，肖焕章、马福善和肋巴佛等十路司令为核心的领导机构。这次会议不仅确立了统一的指挥体系，还制定了“进军武都，沟通与陕甘宁边区联系”的战略目标，确定起义军番号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随后起义席卷洮河、渭河、白龙江流域二十余县，参加人数达十万之众。

起义军的壮大震动了国民党当局。蒋介石急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调集重兵围剿。甘南农民起义初期，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只以“普通民变”视之，只调集地方保安团队和部分主力部队进剿。当起义成为燎原之势后，谷正伦不得不向蒋介石发电告急。这时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布署大军向延安进攻，准备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接朱、谷急电后蒋介石极为震惊，令范汉杰直接受命于胡宗南，调集兵力向起义军进攻。自四月中旬起，敌人陆续调集六个师，八个团及各县自卫队等主力军2万多人，地方部队8000多人，并调兰州空军八大队二十三中队侦查轰炸，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尽管义军士气高昂，但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终因装备悬殊、缺乏稳固后方与外部支援而陷入困境。6月，起义军在攻打武都途中遭敌十五师及地方民团合围，被迫分路北撤。此后，义军转战十余月，在国民党持续镇压下，最终失败，转入地下斗争。

起义失败后，主要领导人命运各异。王仲甲在陇南山区坚持游击斗争六年有余，后因叛徒出卖，于武威牺牲。肋巴佛为躲避追捕，辗转卓尼白石山、和政松鸣岩等地，1947年经高健君、牙含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受党组织委派赴延安汇报工作，途中于平凉安国镇因车祸遇难，年仅31岁。部分骨干如毛得功、郭化如等则继续领导小股武装，在陇西、渭源等地坚持斗争，后发展为中共陇右工委领导的游击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陇右地区的重要革命力量。

1943年甘南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以十万之众的规模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南部的黑暗统治，更在于打破了近代西北农民斗争中单一民族孤军奋战的局限，形成了多民族联合反抗压迫的格局。汉族、回族、藏族、东乡族、土族等群众积极参加，各族群众并肩作战、互相掩护。在马坡会议中推举成立的由王仲甲、肖焕章、马福善和肋巴佛等各族起义领袖组成的领导集体，在共同斗争中打破了民族隔阂，增强了彼此信任。正如当时国民党当局报告所惊叹的“西北回、汉、番，一反往常，携手合作，实亘古之创见”，极大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迫使国民党当局在部分地方暂时取消或减轻苛捐杂税。

甘南起义中，各族群众面对同样的天灾苛政，喊出“官逼民反、免粮免款”的共同口号，正是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理念的自发实践。甘南农民大起义的历史表明，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在于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只有让各族群众在现实生活中切实感受到利益同频、命运相连，民族团结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物质基础。起义军通过“哥老会”等民间网络实现跨民族协作，肋巴佛的藏族部落组织与汉族起义领导人形成战略配合，各族将士同吃同住、协同作战，这种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打破了民族隔阂，印证了各民族在共同生活、共同奋斗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是民族团结的内在动力。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汲取甘南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智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形有感有效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中共甘南州委党史研究室）